随着世界从全球经济危机中艰难复苏，许多发达国家在危机伊始采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被广泛接受。但是，在那些债务高企、政策存在不确定性或内需受结构性改革束缚的经济体中，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这些政策的国内益处是否能抵消对其他经济体的溢出效应。

　　更严重的问题是，忽视溢出效应可能导致全球经济走向危险的非常规货币以牙还牙之路。为了确保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个世界的领导人必须重新考察货币博弈的国际规则，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应该采取更具共赢性的货币政策。

　　平心而论，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政策起到了作用；当市场发生崩溃、功能基本失调时，央行需要创新思维。事实上，2008年美国投行雷曼兄弟倒闭后所立刻采取的许多措施是非常正确的，尽管当时的央行并没有指导原则可以遵循。

　　但当这些政策超越修复市场的范畴时，问题就来了；当经济深受伤害或需要大量改革时，国内益处便不再明显，而这些政策的溢出效应导致本国和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和资产价格的波动升级。

　　央行之间更好的合作，将极大地有助于确保货币政策在国内见效的同时，又不对其他地区产生负面影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各大央行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集体战略。相反，具系统影响力的央行的权限应该得到扩大，以遏制溢出效应、迫使决策者避免对其他经济体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国内益处也不明朗的情况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形成了一个一致观点：如果央行根据国内情况优化政策，那么合作将几乎无效。但今天的央行并不一定遵循最优政策——包括国内政治不稳定在内的大量国内约束条件，可能促使央行采取比有严格保证和有用的政策激进得多的政策。

　　此外，跨境资本流动虽然大大增加了各国受他国政策影响的可能，但并不一定受流入国经济条件的吸引。央行为了将资本拒之门外、保持汇率低位，冒险加入了竞争性宽松的循环，以追求其国家占稀缺的现有世界需求份额的最大化。

　　这一做法带来了两大风险。

　　第一个风险是破坏了博弈规则。毫无疑问，支持非常规货币政策相当于说，在存在其他国内因素制约增长时扭曲资产价格是可以接受的。

　　同理，各国实施可以称为“量化外部宽松”（QEE）的政策也变得合理。在QEE之下，央行干预市场以拉低汇率，同时囤积巨额储备。只要净溢出效应并未破坏国际可接受的政策，有关机构就不能说QEE违反了博弈规则，不管它导致了多么严重的不稳定。

　　事实上，这绝不仅仅是假设。量化宽松及其近亲，主要是在银行愿意无条件地持有大量准备金的情况下实施的，这通常发生在信用渠道锁死、其他利率敏感需求也十分低迷的时候。在这样的局面下，QE主要通过改变汇率、在国与国之间转移需求而“起效”（如果有效的话）。换句话说，它与QEE只有量的区别，没有质的区别。

　　第二个危险是流出国不愿意遏制溢出效应，这导致流入国遭受计划外的附带伤害，从而促使它们也采取自私行动。虽然流出国央行费尽口舌地解释将根据国内情况确定退出非常规政策路径，但仍没有说明它们会如何应对国外动荡。

　　显而易见的推论——最近因为美国五年多的QE走向结束而带来的金融市场动荡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推论——是流入国要自力更生。结果，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担心发生大规模赤字，并急切地意欲保持竞争性汇率、积累巨额储备以抵御冲击。当总需求严重不足时，这样的反应是流出国希望引起的吗？

　　尽管扩大央行权限将溢出效应纳入其中存在显而易见的益处，但这样的变化在国内经济顾虑已成为政治问题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至少对于目前而言，一个更具可行性的方案是一些流出国央行改变权限，考虑流入国政策反应（如持续的汇率干预）的中期效应。

　　央行有望借此认识到，要消解溢出效应并将其最小化，而不跨越现有权限范围。这一减弱版“合作”可以成为全球安全网再考察的补充。

　　目前的无系统所造成的风险既非发达经济体的问题，也非新兴经济体的问题。竞争性量化宽松的威胁关系到每一个人。在世界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各国正在开展不能解决问题的份额争夺战。在此过程中，它们创造了金融部门和跨境风险，随着非常规政策的退出，这些风险将日益显现。

　　对症才能下药。而对于医治全球经济而言，极端货币宽松与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是病因。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全球经济的复苏就会越坚挺、越可持续。